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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6警察杀人案:如何破解法律责任博弈死局

周口6警察杀人案:如何破解法律责任博弈死局

        2011年12月28日,随着周口6警察杀人案最后一名嫌疑人王海宇在周口市扶沟县人民法院受审,媒体又一次在“周口6警察杀人案”汇聚。       A,周口6警察杀人案如何发生?      法庭调查的事实是:    2004年9月,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时任书记员吕留生的姐姐,与李胜利因电话厅的转让发生纠纷,吕留生找到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的李立田,要求教训一下李胜利。

李立田安排吕留生买一把刀,意图以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处罚李胜利。       2004年9月20日上午,受李立田之托,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、民警孟军伟等将李胜利带至派出所。

      当日中午,吕留生宴请冷飞、李立田、孟军伟、张伞、许磊、王海宇等人。 下午两点左右,众人喝完3瓶白酒和一箱啤酒后回到派出所,把李胜利带到一个房间内,用衣服蒙住李胜利的头,进行轮番殴打。 为了不让李胜利喊叫,李立田等人还脱下李胜利的一只袜子,堵住其嘴巴。

李胜利被打昏后,伤势严重,李立田、吕留生提议从楼上扔下去灭口。 冷飞随后作了相应安排。

随后,吕留生、李立田等人将李胜利从三楼走廊栏杆处推了下去。 当日18时许,李胜利因抢救无效死亡。       从以上事实看,李立田身为警察,为达到教训受害人目的,不惜栽赃陷害,意图以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处罚李胜利。 是典型的徇私枉法,并导致另5名警察牵扯进来,酿造惨案。     吕留生身为法院工作人员,为达教训受害人目的,通过宴请6警察方式,意图殴打李胜利,是事件的根源。     冷飞为首5警察,和李胜利素无矛盾。 但碍于李立田、吕留生之托,最终参与了殴打受害人,是事件得以形成的最终原因。         B,周口6警察杀人案的法律责任博弈      周口6警察杀人案中,受害人被殴打致伤昏迷,事件已经扩大,故意伤害受害人的法律后果便凸显出来。

如何收场,便成了关键环节。

      这便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博弈:      参与殴打受害人的李立田、吕留生,估计也不想将受害人打得这么重,造成故意伤害罪后果。

但现在出了事,他们作为委托人,所有后果必须主动担当,否则以后谁敢“帮忙”?    参与殴打受害人的5警察,受托帮忙给受害人一点“教训”,大多抱着顺水人情态度。 反正出点事,也自有李立田、吕留生担当,法律追责通常殃及不到他们身上。

    李立田、吕留生有些屈,于情于理,他们不得不担当相关后果责任。 但从法律角度来说,因为将受害人殴打致伤是众人所为,他们的法律责任肯定不会全部承担。 他们都懂法律,都明白自身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,而更重要的是,他们都身兼公职,承担不起“故意伤害罪”的法律后果。

在这种状况下,他们为了自保,便提议杀人灭口。

——从法律责任博弈上来说,他们的这种行为,是不惜通过将自己责任加大到生命赌注方式,告诉所有在场的当事人:现在事情已经超出先前“教训”受害人的协议范围,大家都得面对“故意伤害罪”的法律责任。 如果大家袖手旁观将这件事情全部都推卸到他们两个身上的话,他们承担不起也不会承担。 要不,杀人灭口,大家一起冒掉脑袋风险,没出事大家都不用负责任,大家都好;出了事,大家都得承担,都跑不掉。

      李立田、吕留生杀人灭口提议,对参与殴打受害人的5警察来说无疑是尴尬的:他们不希望任何惹祸上身之事发生。

可他们都明白,他们当中任何一人否决这个提议,都得考虑李立田、吕留生将责任推卸给否决者的后果:好啊,我们也不赞同杀人,可这事如何收场,你说怎么办?要不你来担当法律责任?      由此,周口6警察杀人案参与者都局限到法律责任博弈上的死局:李立田、吕留生希望有人阻止,好将责任推卸一部分,否则大家一块承担可能更糟糕后果;而其他参与殴打受害人的当事人没人愿出头阻止,他们考虑更多的会是:李立田、吕留生敢提议杀人,那么实施杀人的具体行为他们肯定得承担,出了事,只要自己不杀人,该偿命的也不是自己。       ……在这种法律责任的博弈中,李胜利终被杀害。       C,如何破解法律责任博弈死局      事实上,很多法律责任的博弈死局都是可以解开的。       说是“死局”,只是当事人缺乏相关预警意识,遭遇突发事件时头脑发热,首尾不顾,在似乎看不到其它出路的状况下便自认为是“死局”,处理问题便铤而走险,孤注一掷,结果最终付出更大代价。

      如果事件发生后,当事人能够冷静一点,多想想铤而走险、孤注一掷的后果,便会减少很多悲剧发生。       周口6警察杀人案表面看,所有事件参与者都被局限到法律责任博弈上的死局,实质不然。

李立田、吕留生如果具备沟通意识,他们可以提出以下解决方案:    1,受害人被打伤,如果是轻微伤(不需承担刑事责任),那么李立田、吕留生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和医疗费用;    2,受害人被打伤,如果是轻伤以上(需承担刑事责任),因为无法确定参与殴打的人员哪一位将受害人打成轻伤,所以,医疗费用方面李立田、吕留生每人拿5万出来,不够的话再所有参与殴打人员均摊;具体负责承担“故意伤害罪”法律责任的人则所有参与殴打人员抓阄决定,谁抓中了谁承担,如果抓中的人不是李立田、吕留生两人,而又不愿承担,那么,李立田、吕留生两人抓阄确定谁承担,然后抓中的人拿5万元补偿承担“故意伤害罪”法律责任的人。     3,如果参与殴打的人员不同意以上方案,可以要求他们另外提方案,反正具体细节包括具体金额数字都可以探讨,这样就解开死局,进入了谈判局面。

      如果李立田、吕留生不具备沟通意识,那么,不管冷飞、还是其余参与殴打的人员,都可以主动沟通解决方案(其余参与殴打的人员如果不方便和李立田、吕留生沟通,可以将冷飞单独叫到一边,先行沟通)。

事实上,只要他们做过这些有利于挽救受害人生命的尝试,那么不管结局如何(哪怕受害人最终遇害),其法律责任都会相对较轻。     遗憾的是,参与殴打受害人的当事人一个个对生命冷漠,对法律淡漠,结果造就受害人悲剧同时也造就自身悲剧。          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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